dna结构模型
一、DNA结构模型制作
沃森（左）、克里克和他们的个DNA双螺旋结构模型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DNA被确认为遗传物质之后，生物学家们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难题：DNA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担当遗传的重任？它必须能够携带遗传信息，能够自我复制传递遗传信息，能够让遗传信息得到表达以控制细胞活动，并且能够突变并保留突变。这四点，缺一不可，如何建构一个DNA分子模型解释这一切？
一、三个实验都在研究DNA结构
当时主要有三个实验几乎同时在研究DNA分子模型，他们是：英国剑桥国王学院的R·富兰克林与M·威尔金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鲍林，剑桥卡文迪什实验的J·D·沃森与F·克里克。这是一场实力与智慧的科学竞赛。
个实验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弗兰克林实验，他们用X射线衍射法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X射线照射到生物大分子的晶体时，晶格中的原子或分子会使射线发生偏转，根据得到的衍射图像，可以推测分子大致的结构和形状。
英国女生物学家富兰克林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威尔金斯
英国女生物学家富兰克林（1920-1958）是更早认定DNA具有双螺旋结构的科学家，并且运用X射线衍射技术拍摄到了清晰而优美的DNA照片，为探明其结构提供了重要依据，她还精确地计算出DNA分子内部结构的轴向与距离。而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威尔金斯（1916-
）则计算出DNA分子螺旋的直径与长度。他们二人还对DNA分子的结构作出了确切而关键性的描述：磷酸根在螺旋的外侧，碱基在螺旋内侧。
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
英国剑桥国王学院1946年就设立了DNA结构研究，富兰克林与威尔金斯拥有充足的经费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他们与成功地探明DNA双螺旋结构只有咫尺之遥，但却未能跨出更后也是更关键的一步。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探索DNA结构的惟一途径是使用晶体学和数学计算的方法，拒绝采用建立结构模型的方法；另一方面是由于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
在英国剑桥国王学院的实验中，富兰克林虽然是惟一适合运用X射线衍射技术研究DNA结构的科学家，但她发现自己是处于一种对女科学家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很难与同行们进行讨论与交流，并且她与后来派来做她上司的威尔金斯关系不融洽。富兰克林对DNA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却被有关方面要求停止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1951年她离开了国王学院，到伦敦伯克贝克学院从事烟草病毒结构的研究。虽然威尔金斯还邀请她继续参与DNA的研究，但这些因素还是对他们二人的工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富兰克林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到1951年9月，富兰克林与威尔金斯在DNA结构的研究上已经非常接近胜利的终点了。就在这时，出现了两个年轻的竞争者。
第二个实验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大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实验。L·C·鲍林（1901－1994）是美国著名化学家，1931年就将量子力学用于化学领域，阐明了化学键的本质，这使他后来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1950年，他首先阐明并发现了氨基酸链的α－螺旋状结构。此后，鲍林又投入了DNA结构的研究。他是更早认定DNA分子具有与氨基酸链类似的螺旋结构的科学家，而且研究的环境更优越，但他错误地认为DNA分子是由三股螺旋组成的，这使他误入歧途。因为没有注意到4个碱基两两对应的关系，所以也失败了。
鲍林与他所建立的蛋白质多肽链α螺旋结构模型
鲍林既是一位在多个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社会活动家。20世纪50年代他积极组织和参加反对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为此他受到美国政策的传讯与长期监视。1958年他发起并组织了有世界各国上万名著名科学家签名的呼吁书，要求美、苏等国停止核试验，裁减核军备。他因此荣获了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
第三个则是个非正式的研究小组，事实上他们可说是不务正业。1951年，23岁的年轻的遗传学家沃森于从美国到剑桥做博士后时，虽然其真实意图是要研究DNA分子结构，挂着的课题项目却是研究烟草花叶病毒。比他年长12岁的克里克当时正在做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多肽和蛋白质：X射线研究”。沃森说服与他同一个办公的克里克一起研究DNA分子模型，他需要克里克在X射线晶体衍射学方面的知识。
卡文迪什实验老
1951年10月，沃森和同事克里克一开始拼凑模型，几经尝试，终于在1953年3月获得了正确的模型。
关于这三个实验如何明争暗斗，互相竞争，由于沃森一本风靡全球的自传双螺旋而广为人知。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沃森和克里克既不像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那样拥有手的实验资料，又不像鲍林那样有建构分子模型的丰富经验（他们两个人都是次建构分子模型），却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这些人中，除了沃森，都不是遗传学家，而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威尔金斯虽然在1950年更早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时却对DNA究竟在细胞中干什么一无所知，在1951年才觉得DNA可能参与了核蛋白所控制的遗传。弗兰克林也不了解DNA在生物细胞中的重要性。鲍林研究DNA分子，则纯属偶然。这两个研究小组完全根据晶体衍射图建构模型，鲍林甚至根据的是30年代拍摄的模糊不清的衍射照片。不理解DNA的生物学功能，单纯根据晶体衍射图，有太多的可能性供选择，是很难得出正确的模型的。
二、沃森和克里克的研究过程
沃森在1951年到剑桥之前，曾经做过用同位素标记追踪噬菌体DNA的实验，坚信DNA就是遗传物质。据他的回忆，他到剑桥后发现克里克也是“知道DNA比蛋白质更为重要的人”。但是按克里克本人的说法，他当时对DNA所知不多，并未觉得它在遗传上比蛋白质更重要，只是认为DNA作为与核蛋白结合的物质，值得研究。对一名研究生来说，确定一种未知分子的结构，就是一个值得一试的课题。在确信了DNA是遗传物质之后，还必须理解遗传物质需要什么样的性质才能发挥基因的功能。像克里克和威尔金斯，沃森后来也强调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对他的重要影响，他甚至说他在芝加哥时读了这本书之后，就立志要破解基因的奥秘。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沃森向印第安那申请研究生时，申请的是鸟类学。由于印第安那动物系没有鸟类学专注，在系的建议下，沃森才转而从事遗传学研究。当时大遗传学家赫尔曼·缪勒（Hermann
Muller）恰好正在印第安那任教授，沃森不仅上过缪勒关于“突变和基因”的课（分数得A），而且考虑过要当他的研究生。但觉得缪勒研究的果蝇在遗传学上已过了辉煌时期，才改拜研究噬菌体遗传的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Luria）为师。但是，缪勒关于遗传物质必须具有自催化、异催化和突变三重性的观念，想必对沃森有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沃森和克里克坚信DNA是遗传物质，并且理解遗传物质应该有什么样的特性，才能根据如此少的数据，做出如此重大的发现。
他们根据的数据仅有三条：
条是当时已广为人知的，即DNA由六种小分子组成：脱氧核糖，磷酸和四种碱基（A、G、T、C），由这些小分子组成了四种核苷酸，这四种核苷酸组成了DNA。
第二条证据是更新的，弗兰克林得到的衍射照片表明，DNA是由两条长链组成的双螺旋，宽度为20埃。1953年2月，沃森、克里克通过威尔金斯看到了富兰克林在1951年11月拍摄的一张十分漂亮的DNA晶体X射线衍射照片，这一下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他们不仅确认了DNA一定是螺旋结构，而且分析得出了螺旋参数。他们采用了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的数据和判断，并加以补充：磷酸根在螺旋的外侧构成两条多核苷酸链的骨架，方向相反；碱基在螺旋内侧，两两对应。
第三条证据是更为关键的。美国生物化学家埃尔文·卡伽夫（Erwin
Chargaff）测定DNA的分子组成，发现DNA中的4种碱基的含量并不是传统认为的等量的，虽然在不同物种中四种碱基的含量不同，但是A和T的含量总是相等，G和C的含量也相等。
查加夫早在1950年就已发布了这个重要结果，但奇怪的是，研究DNA分子结构的这三个实验都将它忽略了。甚至在查加夫1951年春天亲访剑桥，与沃森和克里克见面后，沃森和克里克对他的结果也不加重视。在沃森和克里克终于意识到查加夫比值的重要性，并请剑桥的青年数学家约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计算出A吸引T，G吸引C，A+T的宽度与G+C的宽度相等之后，很快就拼凑出了DNA分子的正确模型。
一连几天，沃森、克里克在他们的办公里兴高采烈地用铁皮、铁棍和铁丝搭建着模型。1953年2月28日，个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终于诞生了。
沃森和克里克搭建的现收藏于纽约科学博物馆DNA模型
这一年，沃森年仅25岁，克里克也只有37岁，尚未获得博士学位
。这两个年轻人之所以超越了其他看似更具实力的竞争者，赢得了这场科学赛跑的胜利，是由于他们具有清醒的宏观洞察力、非凡的科学想像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选择了正确的研究线，广泛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并加以综合性的科学思考。
1962年，沃森、克里克与威尔金斯因研究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成果，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4月25日的自然杂志上以1000多字和一幅插图的短文公布了他们的发现。在论文中，沃森和克里克以谦逊的笔调，暗示了这个结构模型在遗传上的重要性：“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我们所推测的特殊配对立即暗示了遗传物质的复制机理。”
三、DNA双螺旋模型对遗传学研究的重大意义
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沃森和克里克详细地说明了DNA双螺旋模型对遗传学研究的重大意义：（1）它能够说明遗传物质的自我复制。这个“半保留复制”的设想后来被马修·麦赛尔逊（Matthew
Meselson）和富兰克林·斯塔勒（Franklin W。
Stahl）用同位素追踪实验证实。（2）它能够说明遗传物质是如何携带遗传信息的。（3）它能够说明基因是如何突变的。基因突变是由于碱基序列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可以通过复制而得到保留。
但是遗传物质的第四个特征，即遗传信息怎样得到表达以控制细胞活动呢？这个模型无法解释，沃森和克里克当时也公开承认他们不知道DNA如何能“对细胞有高度特殊的作用”。不过，这时，基因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蛋白质的合成，这种观点已成为一个共识。那么基因又是如何控制蛋白质的合成呢？有没有可能以DNA为模板，直接在DNA上面将氨基酸连接成蛋白质？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模型后的一段时间内，即有人如此假设，认为DNA结构中，在不同的碱基对之间形成形状不同的“窟窿”，不同的氨基酸插在这些窟窿中，就能连成特定序列的蛋白质。但是这个假说，面临着一大难题：染色体DNA存在于细胞核中，而绝大多数蛋白质都在细胞质中，细胞核和细胞质由大分子无法通过的核膜隔离开，如果由DNA直接合成蛋白质，蛋白质无法跑到细胞质。另一类核酸RNA倒是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RNA和DNA的成分很相似，只有两点不同，它有核糖而没有脱氧核糖，有尿嘧啶（U）而没有胸腺嘧啶（T）。早在1952年，在提出DNA双螺旋模型之前，沃森就已设想遗传信息的传递途径是由DNA传到RNA，再由RNA传到蛋白质。在1953～1954年间，沃森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基因表达时，DNA从细胞核转移到了细胞质，其脱氧核糖转变成核糖，变成了双链RNA，然后再以碱基对之间的窟窿为模板合成蛋白质。这个过于离奇的设想在发表之前被克里克否决了。克里克指出，DNA和RNA本身都不可能直接充当连接氨基酸的模板。遗传信息仅仅体现在DNA的碱基序列上，还需要一种连接物将碱基序列和氨基酸连接起来。这个“连接物假说”，很快就被实验证实了。
1958年，克里克提出了两个学说，奠定了分子遗传学的理论基础。个学说是“序列假说”，它认为一段核酸的特殊性完全由它的碱基序列所决定，碱基序列编码一个特定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决定了蛋白质的三维结构。第二个学说是“中心法则”，遗传信息只能从核酸传递给核酸，或核酸传递给蛋白质，而不能从蛋白质传递给蛋白质，或从蛋白质传回核酸。沃森后来把中心法则更明确地表示为遗传信息只能从DNA传到RNA，再由RNA传到蛋白质，以致在1970年发现了病毒中存在由RNA合成DNA的反转录现象后，人们都说中心法则需要修正，要加一条遗传信息也能从RNA传到DNA。事实上，根据克里克原来的说法，中心法则并无修正的必要。
碱基序列是如何编码氨基酸的呢？克里克在这个破译这个遗传密码的问题上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有二十种，而碱基只有四种，显然，不可能由一个碱基编码一个氨基酸。如果由两个碱基编码一个氨基酸，只有十六种（4的2次方）组合，也还不够。因此，至少由三个碱基编码一个氨基酸，共有六十四种组合，才能满足需要。1961年，克里克等人在噬菌体T4中用遗传学方法证明了蛋白质中一个氨基酸的顺序是由三个碱基编码的（称为一个密码子）。
同一年，两位美国分子遗传学家马歇尔·尼伦伯格（Marshall
Nirenberg）和约翰·马特哈伊（John
Matthaei）破解了个密码子。到1966年，全部六十四个密码子（包括三个合成终止信）被鉴定出来。作为所有生物来自同一个祖先的证据之一，密码子在所有生物中都是基本相同的。人类从此有了一张破解遗传奥秘的密码表。
DNA双螺旋模型（包括中心法则）的发现，是20世纪更为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也是生物学历史上惟一可与达尔文进化论相比的更重大的发现，它与自然选择一起，统一了生物学的大概念，标志着分子遗传学的诞生。这门综合了遗传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信息学，主宰了生物学所有学科研究的新生学科的诞生，是许多人共同奋斗的结果，而克里克、威尔金斯、弗兰克林和沃森，特别是克里克，就是其中更为杰出的英雄。
二、Dna结构模型用夹子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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